导言

导　　言

　　用“芷兰”代指沅、澧，典出自屈原的《九歌·湘春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恩公子兮未敢言。”谪居朗州十年的唐代哲学家、文学家刘禹锡熟悉沅澧文化，他写的《窦朗州见示澧州元郎中早秋赠作命同答》一诗中，就用“芷兰”代指沅澧，“邻境诸侯同舍郎，芷江兰浦恨我梁”。清人金圣叹在选批刘禹锡的这首诗时就明确指出首联“芷江兰浦”是指朗州、澧州，它们与连州“新固邻镜，旧又同舍”，“三州久忝同袍，而各限衣带，则以无梁为恨。”

　　 “春秋”一词，据《辞源》解释，有六方面的含义，即：岁月，四季；谓年龄；古籍名；古编年史通称；时代名；谓褒贬。先秦吕不韦称他集门客所著《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我综采诸说。

　　我以“芷兰春秋”命名拙著，不敢奢望吕氏自诩其著作的功能，但确实想以此纵论古今发生在沅、澧流域有影响的人和事。开始创作时，我曾用“武陵人文考丛”作书名，越到后来越觉得似乎欠缺一点什么，故改为现名。不过，仔细推敲，认为二题可以互为表里，我的主观愿望是写一个沅澧流域古代传统文化研究的专著。

　　（一）创作此著的动机，要追溯到1995年年底常德市委在全市开展的“建立良好的常德形象”的活动。我参加有关理论研讨会，写了一篇《从“常德德山山有德”说开去——试论建立常德良好道德风尚形象》。文章开头就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常德形象，就是社会公众对常德的总的评价和看法。因此，建立良好的常德形象，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包括经济的形象，一般将其概括为“纺城、烟都、酒乡、粮仓”，这当然很有见地。那么精神文明方面的形象如何呢？我认为流传很广的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能开阔我们的思路，崇尚道德是常德人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要使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文中我把一个地方的形象区分为经济、政治及思想文化多方面的形象，并照顾前几年关于常德形象的概括，不过将其限制在经济方面。但是，我仍然有倾向性的意见：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流传很广，毛泽东在1956年6月写的《水调歌头·游泳》曾经提及这则民谣。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常德人民不产刻意宣传这则民谣，但其知名度远比我们今天说的“纺城、烟都、酒乡、粮仓”大得多。况且，关于经济形象的这类概括能否被世人接受，至少还要做许多工作。我曾听市委书记吴定宪同志说过，最近又听到张昌平市长也这样说，出外办事，苦于常德知名度不高，经常有人把“常德”误认为“承德”。我建议，尔后常德人，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在外地作自我介绍时，可以自豪地说，常德“就是‘常德德山山有德’，那个‘常德’”，这是绝对不会被人误解的。

　　至此，我的观点很明确：树立常德良好形象，至关重要的要发扬光荣传统，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形象。当时我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加强人文伦理建设的重要性：

　　第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方面的原因，即通常所说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包括深厚的、全面的人文方面的原因，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莫例外。按照德国著名学才马克斯、韦伯的廉说法，新教倡导的勤俭、节欲和财富积累的创业责任感等伦理规范，是促进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积累得以实现的基本精神动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出现的文化背景及伦理条件是相当明显的，它完全是改革开放的产物。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支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极“左”的路线，对社会主义文化和伦理的基本精神进行重新思考和解释，对西方的发展道路包括市场经济本身进行重新评价，等等。所有这些，都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出现及发展的人文伦理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从现在市场经济存在的种种负面影响的原因分析，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原因，也有一个人文伦理原因，即我国国民素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本质要求还存在着矛盾。主要表现，其一，新经济体制建设先行与大多数国民思想观念变革相对滞后的矛盾，现实生活中的权本位观念、特权观念、人情观念就是其权力的矛盾。其三，新体制赋予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经营活动中以主体地位与他们的主体素质相对不高的矛盾。因此，当人们面对市场领域不平等竞争、欺诈行为、假冒伪劣，甚至以暴力强迫来实现交易等现象时，都会感叹“人的素质太差”。这种感叹足以说明人的素质对于建设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必要。

　　第三，我们还可以从市场经济的本质来认识加强人文伦理建设的重要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通过物来表现和实现，它揭示的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这种依赖关系，只在于对这种依赖关系是否自觉，前者为盲目依赖，而后者为自觉依赖。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这种物的依赖的自觉性，只是应该如此，不是必然如此。一般来说，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基本上仍然是不自觉的。当前，拜金主义泛起、个人主义盛行等现象就是例证。因此，要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关键在于加强人文伦理建设。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义之邦”，向来重视人文耸理建设。早在春秋时代，就在“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说。孔孟更认为“义以为上”“仁者安仁”虽不免偏颇，但仍不失精华。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也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宣扬“天爵”、“良贵”思想，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已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又说，“有天爵者，人有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人人都有自己因有的价值，这是天赋的，不可剥夺。人世间爵位之贵都是当权者给的，那是可以剥夺的。这固有的“天爵”、“良贵”，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道德品质。王充的论述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说：“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夫德不可独立治国，力不可以直任以御敌也。”一方面要尊崇道德，一方面要培植实力，两者不可偏废。

　　当时我还有一个观点，认为道德滑坡是一个严峻的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正确的态度不是否认掩盖这一现实，而是要正视这一现实，并且用改革进取的精神去改变这一现实。

　　众所周知，“常德德山山有德”源于人有德。相传远古时代这里曾居住过一位与尧禹齐名的善卷先生，是他开化“枉人”，使其知礼义，明事理，受人爱戴。隋时嵩州（即今常德）太守樊子盖将善卷居住过的枉人山改名善德山，简称德山。可见，崇尚道德在常德源远流长，善卷先生是有文字记载的源头。在常德历史上德行高蹈的还有屈原、宋玉、车胤、黄歇、李白、杜甫、刘禹锡、李群玉、范中淹、江盈科等人，他们或出生常德，或游历常德，都以自己的品德和行为对常德的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因此，我决定写一本书，以善德为主线，考证和介绍古代发生在沅澧流域有影响的人和事，不仅仅是为了宣传常德，而且希望能以史为鉴，促进道德风尚以至整个精神文明的建设。

　　（二）屈原用文学语言“沅有芷兮澧有兰”描绘沅澧形象，“芷兰”虽为芳草，但它还有更深的蕴涵。远古的善卷先生以自己的言行，早把这种蕴涵具体化为善和德。本书选材范围，限于古代发生在沅澧流域有影响的人和事，但是，研究中所涉及的有关人文资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我可以说本书虽为沅澧流域文化研究专著，且不说沅澧流域古文化是楚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古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从其涉及的内容来说，阅读对象也并不限于常德。诸如屈、宋、李、杜在常德的活动的研究，无论从研究的意义还是阅读对象都超出了沅、澧流域的范围。从时间范围来说，一般截止于明清，有些文章因特殊原因顺延到现代。这样做完全是因受幅限制而定。

　　全书包括名贤、名宦、名僧、名胜四篇。它们在内容上既有分工，又无绝对界限，相互之间有交叉，但我尽可能避免重复。通过这样四篇文章介绍沅澧古代文化肯定很不全面，况且笔者也无意构造一个体系，只想使我考察的有影响的人和事稍有次序而已。比如名僧篇，原本想拟为宗教篇，但因其中道教方面的内容散见于其他篇章中，而诸如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本人来不及研究和考察，故只限于佛教，并且只限于佛教的禅宗，若有机会我愿意写一本关于沅澧流域宗教文化研究的著作。

　　关于“名贤篇”。所谓“名贤”，就是有影响的德才兼备的人。书中论及的名贤，基本上都是名士，并且也同时是名宦。为了与名宦相区别，我借用孟子的一段话作标准，即上文已提到的《孟子·告子上》中的一段话。他区分“天爵”和“我爵”。所谓“天爵”，即“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也就是今天说的品行高尚者。而“人爵”，把公卿大夫，即人为的授予的官职。当然，很多人二者兼而有之，既有一定职位，又同时品行高洁，受人称道。于是我又运用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说的“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本书考察的“名贤”基本上是“常贤”，但却无常遇，不少人很不得志，屈、宋、李、杜，以及常德籍的李群玉、江盈科等人均属此类。经过这样两番界定，“名贤”的指谓基本上是明确的。

　　列入名贤进行系统考察的有六位，即善卷、屈原、宋玉、刘禹锡、李群玉、江盈科。善卷是传说中的上古人物，他是沅澧流域的先祖，是他树起了常德崇尚道德风尚的形象。常德位于湘西北，虽为古文明最早的发祥之地，但因洪水之灾，可能曾出现文明中断期。因此，历史上有蛮荒之称，加之少数民族聚居，难免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偏见。所以，崇尚道德在沅澧流域显得特别得要。关于地方命名就包含了这方面的意思。比如历史上此地曾命名“武陵”，晋代潘京就解释说：“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数为所致。光武时移东出，遂得全完，共议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称‘高平为陵’，于是名鄢。”据考证，潘京说法有不确不处。常德不曾命名的用意是明确的，武陵实为止戈平安之义。北宋政和七年（1117）改鼎州为常德郡，其“常德”取义孔颖达《诗经·大雅·常武疏》：“言命遣将帅，修戒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以为法，是有常德也。”同样希望修戒兵戎，人民安居乐业。善卷先生的品行体现了这种希望。

　　在文学史上屈宋并称。据有关考家考证，屈原的出生地在常德的汉寿县；而宋玉的封地和他晚年的流放地及葬地均在常德的临澧县。名贤篇考证了屈原第二次流放地沅澧之滨的时间、地点及其影响。《宋玉终于临澧县考》对于历史一直认为宋玉“不知所终”的问题进行了考证。对于沅澧文化的形成，屈宋两位先贤作出了重要贡献。屈宋创造的楚辞是南方的一面旗帜，由于“比《诗经》讲究得多，活泼得多，情感也深厚得多，因此它成为文学的主干”，李泽厚甚至说“汉文化就是楚文化”。可见，沅澧流域在中国古文化形成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刘禹锡不是常德人，但他在唐“永贞革新”失败之后贬为朗州司马十年。这十年，他虽然政治失意，无法有所建树，但在其他方面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热爱常德，感慨“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他发掘常德古文化，推介桃花源，创造民歌体诗歌，参与韩愈、柳宗元之间的哲学大论战，创作哲学名著《天论》。刘禹锡宦未尚不可，但根据其在常德活动的性质，我认为将他列为名贤更妥切些。况且终其一生，刘禹锡并未走出受排挤的政治阴影。

　　晚唐诗人李群玉、明代公安派文学家江盈科都是常德人。李群玉才识过人，本无心仕宦，仅因大诗人杜牧的规劝，勉强赴举；后因受宰辅裴休及令狐等人推介，向皇帝献诗，获校书朗一职，但不久离任。因此，终其一生基本上以呤诗为业。李群玉是湖南走向全国的唐代大诗人之一。江盈科自中进士后虽然一直为宦，但他的主要成就仍在诗人方面，他与袁宏道一道创造公安派文学，世有“袁江”之称。袁宏道是主将，江盈科是副将，但正职陈蒲清先生所说，江氏有两点越过袁氏兄弟；第一，袁氏小品直抒性灵，个性突出，但涉及国计民生者较少；江氏诗文则大多为关心国计民生之作，发论精敬，具有大家风范。第二，袁氏虽推崇通俗文学，但无创作实践；江氏则力求理论与创作相结合，在寓言和笑话创作上成绩突出。

　　著名国画家陈白一和陈明大先生为常德诗墙画了一幅壁画《题咏名贤图》，选绘了从先秦至清末的28位中国古代名贤，他们或到过或出生于常德，都写有弥足珍贵的有关武陵的诗词佳作。其中有大部分名贤的事迹散见于我的文章之中，在“名贤篇”我对另外9位作了专门考证。他们是沈约、阴铿、李白、杜甫、黄庭坚、张孝祥、姜夔、秋瑾、林则徐。

　　关于名宦篇。旧志均列此篇止。《直隶澧州志》从老百姓的评价的角度界定“名宦”，指因其德、才及处事能力被人民称赞为“父母”、“神君”和“青天”的郡守和县令。而《常德府志》则立足于官吏本身在任职期间的表现，并概括这些表现为老百姓“慈惠”、施政处事“刚毅”以及为政“廉价”。虽然我完全赞成两志的界定，但笔者考察和介绍的“名宦”则为古代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官吏，既包括外地来常德任职的，也包括本地去外地任职的人，其影响既有被历史承认或人民好评的，也包括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因此，列入本篇的有楚国的名相春申君、东晋名臣车胤、北宋的改革家范促淹，也有明末崇祯帝的宰辅杨嗣昌，还介绍了明代就封常德和澧州两地的荣王府和华阳王府的诸位藩王。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我还将南宋时领导洞庭湖区农民起义的两位领袖钟相、杨太，也列入名宦的行列。钟相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是著名的政治家；而杨太领导军事斗争，抗击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名将，堪称卓越的军事家，列入“名宦”，当之无愧。

　　篇首的《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系统地介绍自秦汉以来在常德任职的著名的州官、府官和县官。著名的州府长官有东汉的应奉、陆康；三国的黄盖、钟离牧；晋代的应詹；南朝的谢晦、刘悛；隋朝的樊子盖；唐朝有李泌、李元则、胡处立、李进、崔嗣业、李翱、温造等人；两宋有李焘、周必大、袁申儒；元代有倪德政、哈珊；明朝有应履平、杨宣、方仕、管宗泰；清代有何磷等人。文中还介绍了明代的两位著名县官，一是任安乡县令的谢正蒙；还有一位是龙阳典史青文胜。

　　太史公只说“春申君者，楚人也”，其籍贯究竟在哪里，无考。但是，古武陵不仅有春申君墓，而且还因他养士三千，有为士制做珠履并由此命名的珠履坊，历代名士凭吊这位名相的诗赋很多。据此，笔者对黄歇的籍贯作了一些考证，对他的事迹作了介绍。

　　车胤是常德人确信无疑，但是否就是常德的安乡人却引起了争论。当时，澧县以及今天的津市也属南平，尤其是津市，关于车胤的古迹不少，有车城、车胤墓、囊萤虫，在临澧还有车公的读书台。车胤是名臣，自处乱世，有自己做人、做臣的准则，历史给予了好评；而他“囊萤夜读”，的精神更激励一代代学子奋发进取。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散文《岳阳楼记》在文坛上有很高的地位，特别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至理名言，被历代正直的人视为为宦做人的准则。范仲淹出生江苏，但她却在早年与母亲一道随任县令的继父来安乡生活、读书，安乡以至当时的澧州，既有范文正公生活和读书的遗迹，而且还有许多有关的传说。常德人绝不排外，澧州古有三贤祠，不仅祭祀本地籍的车胤、李群玉，也祭祀外籍的范文正公。

　　杨嗣昌是武陵区。他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他评价的分歧不在于他镇压农民起义，争议的主题是关于主剿、主抚孰是孰非的问题。特别是崇祯帝临死时的遗书起了左右舆论的作用，他叹息“君非亡国之君，臣尽亡国之臣”，于是，杨嗣昌这位崇祯朝50位宰辅中最受器重的宰辅当然难辞其咎，因此，即使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也难宽容杨嗣昌。笔者写《杨嗣昌评传》，谈了自己的认识，这既是为了在研究沅澧人文时不回避难点留下空白，“杨阁老”在常德是有一定影响的，我怎能置若罔闻呢？更重要的是抛砖引玉，以致引起争议，客观地评价杨嗣昌。

　　关于名僧篇。佛教何时传入常德，待考。但据旧志记载，晋元嘉元扩（307），今临澧县建立石墨寺，是佛教最早在常德地区传播的据点，因此可以推知佛教传入常德当在此时以前。继而东晋太元初年（376）惠元禅师在今常德县建立耆寺，汉寿的西竺山也建立了香积寺。佛教在常德的鼎盛期是唐朝。当时南禅兴盛，在常德传播的主要是南禅的青原系。药山惟俨是青原行思经石头希迁的再传弟子，他融会石头和马祖诸派的长处，是当时颇享盛誉的高僧，相传刺史李翱、相国崔群、常侍温造等人都曾向他问道。药山的门下有云岩昙晟、船子德诚等高僧，特别是他的再传弟子开出曹洞一宗，该宗还传至日本，绵延至今。德诚在药山开悟之后到今上海市金山县法忍寺住持多年，后善会和尚投毛诚门下，开悟之后到今石门夹山开辟道场，至此药山一系又在夹山发扬光大，夹山也成为楚南名刹。善会的高徒元安又开辟洛浦寺，洛浦寺也在今石门县。石头希迁的另一高徒天皇道吾，传崇信和尚，崇信住持澧州龙潭寺。宣鉴是四川人，本习北禅，出川与南禅挑战，但在澧州就遇到卖饼婆子的责难，投到崇信门下，后在德山住持，创“德山棒”凌厉的接机方法，其后代开出云门宗和法眼宗。岩头全豁、雪峰义存是德山宣鉴的高徒。两人结伴行脚，在今鼎城鳖山被风雪所阻，二人讨论禅理，雪峰契悟惮机，于是，“鳖山成道“成为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名典。笔者还介绍了去西天取经的三位澧州籍唐僧。可见，在唐朝，常德地区涌现了少名僧、名寺，在佛教界有很高的地位。

　　圆悟克勤是宋朝和尚，他属南岳系，是临济义玄的第十一代法孙。政和初年，他出三峡南游，现寓住荆州的丞相张商英相遇，讨论《华严》宗旨，深得张赏识。张商英邀请克勤住持夹山灵泉禅院。在夹山，克勤评唱《颂古百则》，经门人编辑成书，以夹山的别名“碧岩”命名为《碧岩录》，此书成为临济宗的经典，并且是禅学的名著。夹山因此得以中兴。

　　明末清初的奉天玉和尚和野拂和尚，在夹山住持，使夹山再度兴旺。相传二位和尚分别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及其侄儿李过。奉天玉弘传律宗，这是由他的特殊身份及形势需要所决定的，因为律宗的基本特点即慧皎说的：“入道即以戒律为本，居俗则以礼义为先”，便于修持，易于博得僧俗大众好评，有利于保护自己。野拂和尚在夹山受戒，在汉寿蟠龙岩苦修，并买舟东下杭州，参西湖鸟巢石莲和尚，后住持夹山、洛浦，在佛教界名声大震。野拂和尚为临济宗第三十三代。

　　佛教，尤其是禅宗，被西方人视为理性的宗教，认为它与基督教截然不同，是无神论的，比较适应受过科学洗礼与理性熏陶的现代人的心灵的需要。兰斯·罗丝就如是说：“禅虽然被它的信徒或追求者视为一种宗教，但它却没有被视为律法的圣典，没有一成不变的教规，没有独断的教条，没有赐人恩宠或为人输通、使人终必得救的教主或神灵，禅之没有其他体系所共有的一切属性，使得许多现代人对它有了一种洒脱自在的感觉。”正是由于禅的这种外似非宗教的特点以及活泼酒脱而又神秘深邃的风格，使得许多西方人对此都很感兴趣。我认为禅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它是东方文明的精粹。因此，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对禅宗的名僧、名寺特别是名僧们的禅学思想进行介绍和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关于名胜篇。名胜，本为风景优美的地方。列主本篇的柳叶湖、桃花源、安乡黄山及嘉山，确实名副其实。但是我将名胜的含义稍加扩充，把有关古迹和考古遗址也包括在风。这既是文章分类的特殊需要，古迹按近名胜，可以省去另外立篇；同时，它确实能成为新的景点，供人游览，将无愧“风景优美”之誉。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我写名胜，不是写自然景观，而是从人文的角度进行考察。

　　沅澧流域人文内涵丰富的名胜不少。仅名山而言，常德城区附近就有德山、河伏山、梁山、白鹤山等。另外，还有太浮山、太青山、彭山等。笔者因为有的文章已经小及其中的内容，如德山、河伏山，便没有单独立篇。有的名山则是因为笔者限于篇幅未作专门研究。在名胜篇，我集中考察了三山一水的人文风景。桃花源既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艺术构造的理想国，也是道教的洞天福地，历代名贤游览吟咏的诗赋足以形成“桃花源文学”。在改革开放的盛世，桃花源出现空前繁荣，修复和新辟景观使景观扩大了3倍多。在这里不仅成功地举办了五次游园会，而且还召开了陶渊明学术研讨会和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1995年3月24日，国家主席江泽民饶有兴趣地视察桃花源。有1600多年历史的桃花源，第一次迎接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为桃花源的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毋庸讳言，安乡黄山确实不及安徽黄山著名，但是它的古文化层积却相当厚实。《隋书》记载：“安乡有黄山，山阳属安乡，山阴属公安，土石皆黄色，故名。”古往今来墨客骚人，不仅爱看安徽黄山的云海，也酷爱湘鄂边境的安乡黄山，称赞它的秀色，“削壁一峰判两湖，一山独秀洞庭边”，赞誉为“洞庭削壁”，“雄踞一方，壮观千古”，明代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曾慨叹道：“越三峡而来，千里尽平地；见培楼则喜，何况生姿媚。”黄山建有忠济庙和谢公墓，忠济庙大约初建于南北朝，礼谢公。宋徽宗因基注雨灵验，赐封“谢公真人”。但是千古百年来谢公究竟是谁，是谢晦、谢纯，还是谢麟，甚至谢迁，莫衷一是。但是诸位谢公，每人都有一则有趣的故事，记载着一页黄山的历史。近年在黄山发掘的刘弘墓，真是“一掘惊人”，这位晋朝的车骑大将军，墓中珍藏的全国一级文物就多达10件。黄山南麓有唐代处士段弘古墓。段弘古终身未仕，但以道德文章著世，与刘禹锡、柳宗元均交谊很深。段弘古去世，柳宗元写祭文、写墓志铭并筹资送灵柩归葬。沅澧一带流传柳宗元被贬柳州路经黄山时，进山访贤，与段弘古游览，并为南禅寺题写匾额。黄山一山跨两省，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难怪南朝大政治家、文学家沈约也曾想在此处买庄置地！

　　津市嘉山，最初称翠绿山。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传说出生在该地的烈女姜女，改名为孟姜山。到明朝，工商尚书李如圭实地考察孟姜女寻夫的事迹并修建姜女祠之后，为了表彰嘉将孟姜女，才改名为嘉山。可见，嘉山与孟姜女结缘历史悠久。嘉山孟姜女并非杜撰，山上有镜石、刺竹，临江处还有望夫台，山下有孟姜垸。文为“漫说”，笔者考察了杞梁妻——孟姜女——嘉山孟姜女的形成过程，其中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柳叶湖位于常德古城东北部，北枕太阳山，南邻沅水，地理位置优越。她既有城市的繁华与方便，又不失湖光山色的野趣。因为水美，全国八运会皮划艇预赛在这里举行，1999年还将接待亚洲皮划艇赛。《柳叶湖人文揽胜》却向读者介绍的是一道鲜为人知的人文景观。柳叶湖周边有河伏山、梁山、白鹤山，古文化沉积丰厚；刘禹锡题诗的潜水桥，曾巩作记的归老桥，蝗荣王捐资修建的七里桥，诱人观瞻；明人龙膺在湖畔建隐园，宴请公安派文家袁宏道、袁中道，上演自己编剧的《金门记》，与荣定王讨论音韵学，确实风流千古；柳叶湖还是首义英烈刘复基的故里……柳叶湖文化底蕴丰厚，可谓“一步一景，一景一奇”！

（三）我钻了差不多两年的故纸堆，写成了这部介绍沅澧流域古文化的书。在导言里有必要谈谈我对传统以及传统文化的认识。

　　几年前我参加一次哲学研讨会，写过一篇《论“五四”精神的真谛》的文章。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正是这两面大旗使这场异常复杂的运动具有了相对同一的走向。陈独秀对此作了具体解释：“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当时我据此认为反传统即与传统彻底决裂，是“五四”精神的真谛。我并且指出，“五四”反传统包括政治、文化两个层面，政治传统指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指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文化。时至今日，我并未因为热衷研究古文化，甚至彰扬远古的善卷先生，而改变我的观点。

　　不过，今天我对传统的认识确实深了一层，态度也更理性一些。我们决不能低估传统的力量和作用。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

　　但是，即使美国当代极端保守主义思想家爱德华·希尔斯也说：“宇宙是不可穷尽的。无论哪一代人所继承的知识宝库有多么丰富而不可或缺，倘要用它来回答后继者的所有问题，则都是不充分的。”他还说：“重建过去的生活方式，并且‘生活于其中’，将这一生活方式作为模型去重新构造人们在其中活动的直接环境，这种努力几乎没有成功的的可能。”可见，继承优良传统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它不需要惰性，而需要创造、发展。黑格尔的分析非常深刻：“这种传统并不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接受过来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喻后代。”它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道，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让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与旧传统决裂，即批判传统中的糟粕，破除社会前进阻力，这是必需要，尤其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显得特别重要。《新青年》勇士喊出的“只手打倒孔家店”便是体现“五四”反传统精神的最集国、最响亮的口号。我们今天并不能因为提倡国学研究、发扬传统文化、曲举办纪念孔子诞辰的活动就否定当时青年勇士的进步性。鲁迅也非常激进，他批判国粹派时说：“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是把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贬得一钱不值。于是，今天竞然有人因此而否定鲁迅。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前人对传统的批判。中国的落后，传统文化是难辞其咎的，清除其中的糟粕，至今任务仍然很重，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国人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联系今天的改革，也是在批判旧传统中前进的。“传统”一词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因此，一般地说，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建国4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不加分析地沿用战争年代的经验，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等等，形成了一套过时的思想定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解放思想，就是从上述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同时，继承优良传统与批判传统同样重要，尤其在当今国门已经打开，西方文化不断地大量涌入，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并还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不同民族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交光互映，这是文化发展的正常情况。摄取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正常途径。中西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统一与和谐的关系，而西方则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斗争的关系。因此，关于人与自然，中国占主导的思想是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则强调战胜自然、改造自然；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传统重“人伦”，而西方传统重“人权”。正是因为各自不同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文明，被世界誉为礼义之邦。而到了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便表现出来了，张岱年先生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两个问题：“一是农业社会的旧习与工业建设的要求的矛盾，二是官僚政治的遗风与民主法制的矛盾。”而西方传统却在这些方面处理较好，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又确实创造了大工业的现代文明。

　　但是，事物的发展充满辩证法。现代化无法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度视为缺点的东西，经过改造它又会成为优点，现代化过程越是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又会越来越明显。一是传统文化强调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活理想应该合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伴随经济的发展，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回过头来重温“天人合一”的思想，却令人有亲切之感。二是中国传统重视“人伦”，并衍申出“三纲五常”，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确实起到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它却肯定了个人必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尽的义务，有利于克服西方传统只强调个人权利以及由纯粹经济关系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正是这些特点，早在我们激烈地提出“打倒孔家店”，批判传统文化“吃人”的时候，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在1920年访问中国后所写的《中国的问题》中就说过：“我们（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要求争斗、开发、无休无止的变化、冲突和破坏，指向破坏的效率，只能以毁灭而告终。如果我们的文明不能够从它所鄙视的东方文明学得一些智慧的话，它将走向毁灭的终极。”

　　罗素的忠告，对于东方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中国，对于正在置身建立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当今的中国人，仍然是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遵循经济法则，不少关于此类题材的作品喜欢说的一句台词是“市场无父子”，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它绝不等同于“市场无天良”，善和德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我在《芷兰春秋》中，无论是名贤、名宦，还是名僧以至名胜，对于沅澧流域古代文化（或文化）的研究，都试图以善德为主线，这不仅因为它是古代常德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当今要树立常德的良好形象，更要发挥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