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贤篇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
列入本篇之首也是本书之首的《善卷先生其人其事》。善卷是位与尧、舜、禹同时代并同样有名气的常德人，他运用善、德开化和教育枉人，使之崇尚道德和礼教。前些年各地开展树立地方良好形象的讨论。所谓形象，就是社会公众总的评价和看法。屈原用“沅有芷兮澧有兰”来描绘沅澧形象，当然芷兰不仅仅指芳草，而是有更深的蕴涵。远古的善卷先生却以自己的言行，早把这种蕴涵具体化为善和德。毛泽东在1956年6月写的词《水调歌头·游泳》，在“自注”中就提到了名谚“常德德山山有德”，崇尚道德是沅澧流域人民的优良传统。
列入本篇专题讨论的有屈原、宋玉、刘禹锡、李群玉、江盈科待人。这些人都当过官，屈帮任左徒，官职不小；刘禹锡参与“永贞革新”也有一定影响，列入“名宦”未尝不可。但是，他们在政治上都不得志，终其一生主要贡献并不在仕途，而在人文科学方面，称之为“名贤”似觉更妥有学者考证屈原是常德市汉寿人，虽未得到学术界公认，但作为一家之言值得重视。屈原第二次“放流”主要在沅、澧一带，笔者对其流放时间、路线及在沅澧一带的影响进行了考证。宋玉晚处终于常德的临澧县。临澧有宋玉庙、宋玉墓等遗址，历代名人游览留下了许多诗赋。屈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贡献巨大，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划分了一个时代。屈宋代表楚文化发展的高峰，对沅澧影响深远。刘禹锡滴居朗州10年，经过实地考察，他感叹道：“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
我以刘禹锡写的《砥石赋》中的两句诗：“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为题，介绍刘禹锡在常德10年的生活。他是位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不陈谀权贵，不苟且求荣，曾一度被认为有宰相才干的他被贬为司马远徒，忍受的精神痛苦是不难想象的。但他没有沉沧，在常德，他潜心调查、研究楚文化；向外宣传桃花源；向民歌学习，把民间歌谣的优点与文人诗歌融合起来，创作一种新型的诗歌；参与韩柳之间的哲学论战，创作著名的哲学著作《天论》。他还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希望得到朝延重用，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尽管他是长寿的，活了70岁，仍然没有等到一展宏图的机会：“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
李群玉、江盈科都是常德土生土长的诗人。李群玉出生在澧水流域。他是晚唐著名诗人。大诗人杜牧与他交情很深，在杜牧的鼓励下，李群玉曾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但是落第而归；10年之后又是杜牧积极活动，由裴休等人举荐，李群玉向皇帝献诗，谋得一个校书郎职务。但不久便辞职。李群玉一生主要是写诗，当时诗人周朴称赞说：“群玉诗名冠李唐”。李群玉是唐代第一个登上全同诗坛的湖南人，不仅给沅澧文化增添了光彩，也是湖湘文化的第抹朝霞。江盈利出生在沅水流域，自称西楚文。明万历年间，常德涌现了不少人才，龙膺、杨鹤、杨嗣昌都是那样举进士。江举进士后任过六年县令，因为他太同情老百姓了，结果因缴纳租赋不力而受责备。以后，尽管仍然为官，但属“吏隐”。他与袁宏道共同创造公安派文学，对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江盈科于诗人文皆有很高成变，袁宏道称赞说：“进之才俊逸爽朗，务为新切，嘉隆以来所称大家者，未见其比。”江盈科天性诙谐幽默，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鼠技虎名》、《悭术》、《驼医》、《心高》、《蛛与蚕》是其代表作。
篇末对常德诗墙的一幅大型石壁画《题咏名贤图》中的9位“名贤”作了一番考证，主要是介绍他们被列入“名贤”的缘由，即与常德的关系。这9位名贤是“沈约、阴铿、李白、杜甫、黄庭坚、张孝祥、姜夔、林则徐、秋瑾。其中，阴铿籍贯安乡，是常德人；沈约是常德长大的，秋瑾曾在常德生活。其余几位都到过常德。9位名贤都在常德创作了诗文佳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白和杜甫。李白的《菩萨蛮》被称为词的鼻祖，最初题写的汉寿沧水驿楼，被北宋人魏泰发现；杜甫写的《过洞庭湖》诗被刻碑立在汉寿湖中的沙洲上，被北宋大诗人黄庭坚认出。黄庭坚游览常德，不仅有名诗传世，而且由他书写的刘禹锡在常德创作的《经付波神祠》成为书法珍品。屈、宋、李、杜、黄等大诗人，虽未任职常德，但他们的影响是任何刺史、太守无法企及的。
孟子主张“天爵”、“良贵”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由权势者给予的爵位包括各种官职，都称为“人爵”，由此而表现的尊贵是“人之所贵”，即“人贵”。这种“人贵”，上司既可以给你，也可能被剥夺。在封建社会，有极大的机遇性，“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遇不遇，时也。”而“天爵”则是人与生俱来的固有的价值，是一种开赋，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人贵于已”，即正视自己，看重自我价值，这种自我价值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如儒家所说的“仁义忠信”的品质，由此而显示的尊贵的“良贵”。“人爵”、“人贵”是过眼烟云，而“天爵”、“良贵”才是永恒的，它可以彪炳千秋。表现名贤的价值的是“天爵”。屈、闲、李、杜诸位名贤，在生历经坎坷，甚至穷愁而没，但他们却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
|